北大学生陈其瑗一生多姿多彩，他多次营救五四被捕学生，提议命名广州“六二三路”，创办广东国民大学，安排白求恩访华，出任香港达德学院院长，参与“民革”创建，任内务部副部长十多年，多年来被认作“民主人士”。鲜为人知的是，陈其瑗旅美时已加入美共，只是曾被饶漱石错误开除，1959年重新入党。

　　作为20世纪风云人物，至今尚无陈其瑗传记专书出现。民革中央宣传部编写的《民革领导人传》第二辑有陈其瑗传一篇，线索丰富，但民国时期的史实有简略、失考之处，本文拟加以补充订正。

　　陈其瑗（1887-1968），字志蘧，广东番禺（今广州）人，清末入读京师大学堂分科大学工科采矿冶金门，1913年毕业。（1913年4月18日《时事新报》）《民革领导人传》说他1912年毕业，恐怕有误。陈其瑗毕业后，因农林部长陈振先（广东新会人）的同乡关系任农林部签事，不久辞职回广州，担任培英中学教师、校长。既重视兴办教育，又积极参与实际政治，从青年到晚年一贯左倾，这是陈其瑗传奇一生的主要特点。

　　1919年1月，陈其瑗当选广东省教育会会长。（1919年1月13日《民国日报》）《民革领导人传》说他任副会长，此说不确。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京津沪学生和群众抗议对象是出卖山东权益的北洋政权。广州当时处在南方政府治下，护法政府不负外交上主要责任，故广州五四运动朝向“抵制日货”方向发展。

　　京津学生大规模抗议活动发生之后不久，段祺瑞为首的北洋政府准备惩罚学生，陈其瑗以广东高等学堂同学会职员名义，与林正煊、李伯贤联名发出通电，声讨北洋政府，“为京津杀贼各学生之援。”（1919年5月18日《民国日报》）当北洋政府司法部准备起诉学生时，陈其瑗以广东教育会名义发出抗议通电：

　　外交失败，推源祸首，罪在章曹。学生义愤，伤人毁宅，决非本意。政府犹且衡量清理，立予释放。司法乃竟提起公诉，谋搆大狱。人逾千数，岂能尽逮。任意指控，即属无辜。司法苟有维持法纪之诚心，何以对于卖国者，则绝不搜求外交罪证，以伸国法。而独对于爱国者，则偏务罗织，薄海闻之，同深切齿。应请检厅立寝斯议。苟不获命，则士气斫丧，国脉沦亡，凡我教育界大小学校职教员，一律停职待罪。广东省教育会叩。（《江苏省教育会杂志》1919年6月刊第4页）

　　广州针对的是北洋政府、日本侵略者，顺理成章地发展为抵制日货运动，与南方护法军政府本来没有对抗关系。然而，抵制日货运动触犯了桂系军阀统治秩序，学生群体多次冲击售卖日货的商店、扣押日货，桂系军阀要求警察进行，逐渐形成对抗，不断有学生活跃分子被捕。陈其瑗及广东教育会积极营救被捕学生。

　　9月23日，甲工学生周其鉴率领学生队伍，在海关验货厂查获大新公司日货，正在准备将货物搬运到总商会时，突有警察数十人来到，将周其鉴、张殿邦等11名学生拘捕，解往警厅。当晚，甲工同学阮啸仙等9人被推选为学生代表，前往警察厅抗议，要求立即释放学生，但仍有8人被警察厅继续监禁。次日，学生会组织声势浩大的游行，到警察厅请愿。最终，陈其瑗以教育会会长身份出面力保，始得释放。8名学生出狱时，沿途商店施放鞭炮为之庆祝。（1919年10月2日《民国日报》）

　　11月8日，学生队伍来到长堤先施公司查禁日货，遭到，多人受伤，200多个学生被警察关押在公司内，第二天移送南石头监狱关押。11月11日，学生代表得政务厅长同意，前往南石头监狱探视被捕。不料，当他们到达传达室时，看守所所长说“奉厅长令，无论何人，不能接见。”魏答复说：“十一人除其父兄或校长、教员准可探视外，其余学生一概不准接见。”

　　11月14日，陈其瑗偕同岭南大学副校长钟荣光、南武中学校长何剑吴等代表70余人，前往警厅保释学生。一见面，魏邦平责备陈其瑗，说上次教育会允许教育会保释学生，警厅有附加条件，教育会有责任保证学生不再“闹事”。陈其瑗为争取学生获释，不与辩论，由南武校长何剑吴出面陈说，认为警厅要尊重第三者（教育会及各校校长）地位，谋求尽快解决。

　　教育会同仁据理力争，终于迫使警察厅让步，同意由教育会派出代表8人，警察厅派出科员2人带领，共同前往监狱办理手续。等候许久，教育会代表来电，说张殿邦等数人不肯离开。陈其瑗、钟荣光亲自乘坐小轮前往南石头，反复劝说，至次日凌晨两三点，才将全部被捕学生带出。被释学生列队向陈其瑗及各校校长叩谢：“某等以风潮事，致累先生深夜奔走，殊为抱歉。”陈其瑗安排获释学生在九曜坊教育会休息。（1919年11月18日《香港华字日报》）

　　受孙中山的感召，陈其瑗于1921年加入，与胡汉民为首的“元老派”、孙科为首的“太子派”均关系良好。1924年，孙中山革命事业需财孔殷，陈其瑗出任广州市财政局长，继兼广东财政厅长，为筹款日夜焦劳。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后，6月23日，广州群众游行队伍涌向沙面租界抗议，在租界隔河的沙基大街被租界军警开枪扫射，是为“沙基惨案”。为使国人铭记惨案，在6月28日召开的广州特别市全体党员大会上，陈其瑗提议，将沙基大街改名为“六二三路”，获全体通过。（1925年7月8日《民国日报》）广州市政府还在马路边竖立“毋忘此日”纪念碑。至今，“六二三路”这个路名仍保留下来。

　　随着反帝爱国运动高涨，各地教会学校的广东学生纷纷退学。陈其瑗为让这些学生不中断学业，1925年9月与友人联手创办了广东国民大学，最初租用东山庙前西街17号洋楼作为校址，随着师生人数不断增加，迁至多宝路原时敏学校校址，后又在惠福西路建设第二校区，创办附属中学。国民大学主要依靠华侨捐款办学，到1947年仅大学部即有学生3500多名，为经济文化建设培养了不少人才，1951年合并于华南联合大学，学校于焉结束。

　　1926年，陈其瑗当选中央执行委员，负责广州市党部，与简琴石执行联共政策甚力，1927年3月并被推选为中央商民部长。“清党”时，简琴石遭到逮捕，指控其“与陈其瑗勾结密谋，意图推覆”。9月，陈其瑗因“嫌疑”而被停止中央执行委员职权。种种迹象表明，陈其瑗随后参加了邓演达领导的反蒋秘密工作，似后赴澳门避风。1930年，陈其瑗移居美国，直到1946年返回香港。

　　1938年6月3日，面对着合作抗日的新形势，中央监察委员会通过决议，恢复陈其瑗、陈独秀、周恩来、、等26人籍，陈其瑗在名单上列第一位。（1938年6月4日《民国日报》）

　　据陈其瑗本人回忆，他在赴美之初即加入《先锋报》工作。美国中文报《先锋报》于1927年冬创办，为华侨反帝大同盟的机关报，实则归属中共党组织领导。陈其瑗1930年赴美，他加入美共中国局的具体年份目前尚不可考，应在1937年以前。

　　1938年，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安排原在欧洲出版的《救国报》人员移居美国，与《先锋报》合并改名为《救国日报》继续出版，后又改称《纽约华侨日报》。美洲华侨反帝大同盟、《救国日报》、华侨衣馆联合会（“衣联会”）实际都归属美共中国局领导。中国局的重要人物有徐永煐（1933-1937年书记）、唐明照（1938年起任书记）、冀朝鼎、陈翰笙等。唐明照为广东开平归侨，回国入南开中学、清华大学读书，1930年代初任中共北平市委宣传部长，1933奉派赴美工作，1950年身份暴露后回国，任外交部顾问，1971年作为中国代表团副代表赴纽约参加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未几被选为联合国副秘书长。其女唐闻生在纽约长大，回国后曾任英文翻译。据陈翰笙回忆，他到美国时，与徐永煐、陈其瑗、唐明照一起组织《救国日报》社。

　　1937年底，美国与加拿大决定派遣白求恩医生来华工作，联络工作即由陈其瑗负责。1938年初，陈其瑗打电报给香港海员工会的联络员禤荣，通知他白求恩将乘“亚洲皇后”轮于一月某日到港，请香港同志保护他的安全。禤荣安排好白求恩的住宿事宜，又通过安排白求恩乘坐汽车顺利到达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禤荣：《接送白求恩的经过》）

　　1938年，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负责人饶漱石接管了美共中国局的领导权，对徐永煐的工作十分不满，遭到陈其瑗等人抵制。饶漱石将陈其瑗开除出美共中国局。1939年10月饶漱石回国后，美共中国局领导仍将陈其瑗视作同志，依旧信任有加。陈其瑗是以“党外人士”身份，承担了许多党组织安排的工作。

　　1945年4月，董必武率中共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制宪会议，在旧金山见到陈其瑗，即动员他回国办教育。1946年，中共广东省委受中共中央指示，在香港创办一所大学以培养干部，命名为达德学院。达德学院以蔡廷锴香港别墅为校址，其领导班子、核心教员都是中共党员，汇聚千家驹、翦伯赞、郭沫若、胡绳、茅盾、乔冠华等名家，培养了大批革命干部，被誉为“革命学子的摇篮”。陈其瑗以“民主人士”身份，担任达德学院院长。

　　1948年春节前后，邓文钊（何香凝亲戚）在香港坚尼地道召集“春茗”，来宾有李济深、蔡廷锴、何香凝、陈其瑗、张伯钧、谭平山、沈钧儒、郭沫若、茅盾、陈其尤、侯外庐、乔冠华、龚澎等人。陈君葆对陈其瑗说：“天下英雄尽在此了。”陈其瑗回答道：“这话怕有语病。”（《陈君葆日记全集》第7册第516页）陈君葆是党外文人，有点夸大其辞，这些人物除了“自己人”外，都是统战对象。陈其瑗心知肚明，赶紧纠正。

　　1948年1月，陈其瑗参与创建了中国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当选为执行委员，同年12月与千家驹、李章达等北上解放区，次年9月出席了新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先后担任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全国侨联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委、全国人大委员，最重要的职务则是内务部副部长。共和国成立初期，内务部是关键部门，陈其瑗能担任次职，表明他得到组织高度信任。

　　陈其瑗的中共党籍该从什么时候算起？公开资料都仅提到他1959年入党。对此，美共中国局同事徐鸣的回忆应该比较权威。徐鸣（1920- ），江苏无锡人，1938年入党，1944年奉中共中央南方局之命赴美，参加美共中国局、中共在美领导小组，回国后曾任中共成都市委组织部长。临去美国之前，董必武代表南方局领导跟他谈话，提到美共中国局被“搞乱了”。徐鸣在《和徐永煐交往二三事》一文中说：“从永煐处，我才知道董老所说‘搞乱了’的含义。这一方面是指美共内的白劳德路线，此外还有饶漱石在美国以‘国际代表’身份所造成的问题，永煐被排挤于此有关。饶漱石还开除了一些抵制他的老同志，其中有后来成为民主人士的陈其瑗。50年代高饶事件后，永煐告诉我，陈其瑗曾要求恢复党籍。后来，陈于1959年重新入党。”（载徐庆东等编《百年永煐》，第217-218页）

　　根据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中国是共产国际一个支部，中共党员到外国工作，一般要转为所在国党员，外国党员到中国长期工作，一般也要将组织关系转到中共。1933年，唐明照赴美留学，党的组织关系由中国转入美国。（徐庆来《徐永煐纪年》第102页）按照有关规定及惯例，陈其瑗1930年代已是美共党员，若当时回国即应拥有中共党籍，故而在饶漱石下台后，陈其瑗的要求是“恢复党籍”而不是申请入党。

　　陈君葆自注云：四十年代，抗日战争刚告结束，陈其瑗先生即于青山兴办达德学院，当时在校任教席者计有邓初民、钟敬文、黄药庐、叶启芳等，颇极一时之盛。（陈君葆《水云楼诗草 增订本》第371页）“黄药庐”应为“黄药眠”之误。陈君葆将内政部副部长比拟于古代的“左丞”，颇有意思。

　　1924-1927年大革命时期“”的重要性不可忽视，其中部分人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与中共紧密合作，宋庆龄、何香凝、邓演达、李济深、谭平山、陈其瑗可以说是这个群体的突出代表。目前对“”的研究，比较集中于几个著名人物，尚不能全面体现这个群体的能量，也不能充分反映“大革命时代”所取得的政治成果。蒋介石“清党”使大量员与进步青年惨遭杀害，也促使不少“”先后投入到反蒋阵营，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成为中共的同盟军。蒋介石借“清党”巩固了自己的权力，也埋下了“毁灭的种子”。

　　对“美共中国局”的研究陆续有成果出现，广度、深度仍有不足。例如近期发表的一篇论文，依据苏联、共产国际档案研究“美共中国局”，没有提到饶漱石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整顿”美共中国局这段历史，诚为憾事。若共产国际档案完全避免提及此事，则更加有趣。陈其瑗有段时间没有中共党员身份，却仍然得到组织高度信任。实际上，香港达德学院就是中共培养干部的一个机构，陈其瑗能当这个院长，并不完全出于他的“民主人士”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