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这里是《文明之旅》。欢迎你，穿越到公元1021年，大宋天禧五年，大辽太平元年。

　　这一年，大宋的经济表现不错。给朝廷纳税的农田达到了524万多顷，这可是整个北宋的最高峰。从宏观上看，整个国势还是处在稳步上升的过程中。

　　但是，如果我们把视野收缩到开封城，近距离地观察这一年的朝廷，那可就要长叹一声了。真宗皇帝的病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人已经很糊涂了，常常记不住自己说过的话。比如他刚刚同意了罢免寇准，没过几天他又问，诶，我怎么好久没看见寇准了？这还是能说话的时候。很多时候，他连话都说不出来，跟大臣们交流，只能点头摇头，也不知道他到底听没听懂。

　　1020年，因为一场政变，寇准被赶出了开封，朝局也稳定了下来：皇宫里面，是刘皇后做主；朝堂里面，是宰相丁谓说了算。这是一个相对明朗的局面。但是，这毕竟是真宗一朝的残局了，大家都在等着那个最后时刻的到来，所以这一年并没有什么大事发生。你看，写这个阶段历史的那本名著《续资治通鉴长编》，写前面的年份，基本都是一年要写两卷，而到了这一年呢，一年一卷就写完了。

　　在这相对平静的一年，我们就来聊聊此刻大宋政坛上的主角：那个和刘皇后结成同盟，成功赶走了寇准、替代了寇准的宰相丁谓。

　　对丁谓这个人呢，历来的评价都是比较负面的。他活着的时候，就有人把他和另外四个风评不好的南方人合在一起，称作是“五鬼”。他死后呢，在正史里面也给了他“奸邪”这两个字的评价。如果你看过我们上一期节目，也会留下这么一个印象：丁谓不仅排挤了寇准，而且还要置寇准于死地。如果寇准是忠臣，那他丁谓不是奸臣，又能是什么呢？

　　但是，如果细读史料，你会发现还是有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历史好像有点回避给丁谓这个人做正式的评价。

　　就拿刚才那两个负面评价来说，史料中提到什么“五鬼”，什么“奸邪”这些字眼，都在前面要加上一些限定词，什么“时谓之”，什么“世皆指为”，那意思就是——这可都是别人说的，不是我说的。你看，很不正式嘛。

　　那对他的正式评价，有吗？中国历史通常用这么几个办法来对一个人做正式的盖棺论定：

　　第一个办法是谥号。一个大臣死了，朝廷要给他定这么几个字，来对他这一生做评价。比如寇准，谥号就是“忠愍”，肯定他的忠诚，所以有这个“忠”字，又因为他最后被贬而死，很可怜，所以又有了这个怜悯的“愍”字。那奸臣呢？秦桧的谥号是“缪丑”，说他这辈子做的事又错又丑，公认的大坏蛋。那丁谓的谥号是什么？我还真去查了，结果是——对不起，别看丁谓做过那么大的官儿，居然没有谥号。他死了之后，朝廷只是意思了一下，给了十万个钱，一百匹绢。

　　除了谥号之外，咱们古人还很重视一个东西，叫做“神道碑”，也就是在死者的墓道前面，立一块石碑，记载生平事迹。一般来说，五品以上的官员才能立这个碑，有些大臣的子女就会请求皇上指派一个德高望重的当朝大臣，给写一个碑文，也有官方盖棺定论的意思。比方说咱们前几期说过的王旦，他的神道碑就是由欧阳修来撰写的。那丁谓的神道碑是怎么写的呢？对不起，丁谓也没有神道碑。

　　那丁谓毕竟当过宰相，是个大人物啊，正史里面总应该有评价吧？《宋史》是第一部有“奸臣传”的正史。但是，宋史奸臣传里，22个奸臣，其中并没有丁谓。《宋史》只是在丁谓个人的传记里，轻描淡写地写了这么几个字，“世皆指为奸邪”，他们都说这个人是个奸邪小人。到底谁说的？没指名道姓。

　　要知道，咱们中国的史学传统，是以人物评价为中心的。一个人的忠奸善恶，是非成败，总得给个结论。但是，面对这个历史阶段根本绕不过去的丁谓，我们的历史好像有点难于下笔，有点顾左右而言他。这是为什么呢？

　　那好，就带着这个问题，我们穿越到公元1021年，先来好好认识认识这位当朝宰相丁谓。

　　关于丁谓的聪明，有些材料，我就不跟你展开了，什么神童啊，三岁就能背诗啊，被前辈玩命夸奖，说他的文章写得跟六经似的那么好啊，跟韩愈柳宗元不分高下啊。这些咱都不说了。因为这是古代普通聪明人的样子。丁谓的聪明，有点——不普通。

　　丁谓早年在夔州，今天的重庆这一带当地方官。这个地方是山区，经常有少数民族叛乱，抢钱抢物，还绑架了不少老百姓。你想想，这些少数民族为什么造反，是想改朝换代吗？当然不是，就是因为生存困难，抢点东西改善生活。

　　有一次，一帮少数民族的酋长被抓到了开封。宋真宗就亲自问他们，你们为什么天天搞事啊？这些酋长说，我们就是小老百姓，哪敢真的造反，我们就是迫于生计。真宗也没办法，他说，哎，我也总不能真把你们赶尽杀绝，让你们断子绝孙吧。算了，赏你们一些金银财宝，你们回去吧。

　　你看，皇上也没辙，人家是真的是生计所迫。那咋整？有句话叫救急不救穷，贫困的背后一定有着深层次的结构性困境。那这个结构困境是什么呢？第一，因为在山区，少数民族经济困难，就经常造反抢点东西。第二，那当地的军队为什么不呢？因为是山区，所以军粮运输困难。军队自己都缺粮，当然也就无力叛乱。第三，军队不了，每次造反，朝廷就只好招安，造反的人尝了甜头，难免下次还来。你看，这不就恶性循环了吗？

　　丁谓发现，当地少数民族最缺的物资，不是粮食，而是盐。粮食当地可以种，而盐必须是从外面运进去。当地是山区嘛，运输困难，所以缺盐。丁谓把这个情况摸清楚之后，说我有办法了。

　　你看，当地老百姓缺的是盐，军队缺的是粮食。这两项物资，本质上不是因为没有，而是因为运输问题，不能投放到正确的地点。那好了，丁谓就在山里划了一条路，路上每隔30里地，设立一个站点，当地少数民族可以拿着自家的粮食，到各个站点去换盐。

　　朝廷只要费点劲把盐投放到这些站点，就可以换来当地老百姓把粮食也投放到这些站点。一方面，有了盐，当时人的生计问题缓解了很多，造反的动力就少了。另一方面，就算有人造反，军队就可以开进去了啊，军粮问题解决了啊，当地老百姓已经把军粮放好在沿途的站点了啊。说直白一点，这是用当地老百姓自己的粮食来供养可能要去他们的军队。一手给好处，一手加压力，一个死扣就这么被解开了。

　　你琢磨一下，丁谓这一招高在哪里？他不是见招拆招，他这是有系统思维，让系统内部的要素重新组合，解决问题。

　　你可能还能想起一个著名的宋代工程案例。简单说就是修皇宫，运输建材不方便，那怎么办呢？把皇宫前面的大街挖开，就地取土，再把挖开的大街和外面的河打通，变成一条运河，方便运输其他建材，最后皇宫修完，建筑垃圾回填到沟里，大街又平整如初。这个一举三得的工程方案，到今天还写在统筹学的教材里。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谁啊？就是大聪明丁谓啊。你看，是不是也是一套很高级的系统思维。

　　我再举一个例子。真宗皇帝要搞泰山封禅，一大群人浩浩荡荡，从开封走到泰安，还得带着军队。真宗就担心，粮草够不够啊？丁谓就给他算了一笔账：跟咱走的军队，不到十万人。每天要2500石大米，咱们在每个地方最多停留三天，就是7500石，让地方政府提供，这对各地政府来说就是毛毛雨，不造成负担。

　　真宗听了挺高兴，但这位皇上还真是心细，他说，光吃大米也不行，也得吃点面食吧？米的问题好说，面食怎么整？这里交代一个背景，米是用来收税的，所以各地政府都有储备，朝廷的队伍把米吃掉了，这是左兜揣右兜的事，划个账就行了。而其他的副食品呢？政府手里可没有那么多，都在老百姓自己家里呢。所以提供米没问题，要面食、要酒要肉，地方政府就拿不出来了。朝廷非要用，那地方政府就只能跑到老百姓家里买，那就很容易变成搜刮、变成扰民了。

　　人家丁谓，还是有办法。他说，这样，咱们就欢迎各地老百姓来看咱们的队伍，也欢迎老百姓沿途给咱们进奉点心、酒肉。但咱可不白拿，让当地政府做好统计，等咱回来，谁捐赠了，咱就双倍价钱返还给人家。

　　你看，这个方案多巧妙。又是一个一举三得：第一，皇上封禅泰山，本来就是为了夸耀太平盛世，让老百姓沿途观礼，这就能更好地实现它的政治目标。第二，老百姓名义上是捐赠食品物资，但其实是购买。看起来用的是双倍价钱，但是就地筹集，比从开封带过去的运输费用，还是便宜了好多。第三，老百姓家里的这些普通食品，不仅能够捐献给皇帝，有一份荣耀，而且还有双倍的赏钱，这也能收买民心。你看，皆大欢喜。又是一个用系统要素重构的方法解决问题的漂亮案例。

　　说到这里，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一个感觉？这个丁谓已经不仅是聪明了，他身上好像有一种远远超越那个时代的思维方式，一种现代社会才有的思维方式。我们平时说一个人聪明，往往是分两种的。一种聪明是“脑子快”，还有一种是“维度高”。丁谓是后一种聪明，他好像生活在系统之外，能够对系统内各个要素之间的结构，以及可能的组合方式，洞若观火。

　　有一次，君臣好多人在一起喝酒，宋真宗突然说，诶，这个酒不错，哪买的？多少钱？就有人回答了，这是从某某某那得来的酒，价钱多少多少。真宗好像突然又对酒的价格好奇起来了，“那唐朝的时候，酒卖多少钱？”

　　你瞧宋真宗，有时候婆婆妈妈还挺可爱。但是唐朝的酒到底多少钱，谁也答不上来。这时候，丁谓说线钱一升。皇上说，你咋知道的？丁谓说，杜甫有首诗不是说嘛，“蚤来就饮一斗酒，恰有三百青铜钱。”一斗酒300钱，那一升就30钱。皇上一听，大喜。

　　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觉得有点匪夷所思。要知道，过了九百多年以后，梁启超、陈寅恪这些近代大学者，才开启了一个了不起的史学研究方法，叫“诗史互证”，就是拿着杜甫、白居易这些大诗人的诗，去找古代的生活细节，比如物价啦、餐饮啦、交通啦。而丁谓呢？早就这么干了，可真是超时代的天才。

　　你想，在那个时代，能够熟读杜甫的诗的人很多。但是在脑子里，不是把这些信息看成是诗歌，而是史料，能够随时用另一个维度的逻辑重新组合、分析这些信息，这种能力，在古人眼里简直神乎其技。即使在今天，有这种跨界思维能力的人，也并不多见。

　　所以，当时的人看到丁谓，就觉得他处理起事情来，举重若轻，再大的事儿也毫不费力。

　　比如，玉清昭应宫，我们在公元1009年那一期讲过的那个大工程，丁谓就是总指挥啊。这个工程，每天要用三四万人同时工作，还有全国的物资调动。原本预计十五年修完，丁谓用了七年时间就完成了。再比如，丁谓主管国家财政部门的时候，遇到业务上的疑难杂症，丁谓往往一句话就能点到要害，大家恍然大悟。

　　再比如，丁谓爱玩的东西很多，作诗，画画，下棋，音乐，他都是行家里手。休息的时候，他把好多客人招到家里，把所有这些玩意儿都拿出来，你们随便玩。那他自己呢？这里走走，那里串串，玩玩这个，整整那个，样样精通，样样轻松。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他那个闲适的神态，是不是有一种天上的大神俯瞰地上的蝼蚁的感觉？丁谓就是这样一个超高维度的存在。

　　咱们说到这，你可能对丁谓这人的印象好起来了。这么聪明，这么善于解决问题，而且也很为老百姓着想的丁谓，为啥大伙都说这个人“奸”呢？

　　当时有人指责丁谓这一点，激烈到什么程度？有一位官员临死前向皇帝提的唯一一个要求，就是把丁谓杀了。那话说的——造什么玉清昭应宫？劳民伤财啊。这都是丁谓骗陛下你干的啊。这么的吧：您把丁谓杀了，把他的头挂在国门，向天下人谢罪。然后再把我杀了，把我的头挂在他们家门上，我向他谢罪。

　　这话耐人寻味。他请皇上杀了丁谓，是因为丁谓犯了什么死罪吗？没有。因为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所以他才说，大不了一命换一命，也得把丁谓给杀了。说这个话的人叫张咏，也算是一代名臣。他跟丁谓无冤无仇，但是你看他这个心态，是不是一种“无缘无故的恨”？这里面有一种不理性、甚至不正常的情绪。

　　当时是皇帝要搞封禅，丁谓作为主管财政的官员，说，国家有钱，可以搞。是皇帝要建玉清昭应宫，担心有反对意见，丁谓出主意说，你就说这是为了祈祷上天，让皇帝生儿子。

　　史料里面关于丁谓这方面的黑材料，也就这么点儿。说下大天去，这罪过也不过就是迎合了皇帝而已。一个职能部门的官员，迎合了皇帝想干的事儿，这总不能就叫奸臣了吧？当时连宰相都不敢反对，都跑前跑后地跟着张罗，为什么非要这么苛责丁谓呢？皇帝要想干，没有丁谓迎合，也有别人迎合。皇帝要是不想干，那谁能劝得动他？就算劳民伤财了，怎么能算在丁谓头上呢？宋真宗才是第一责任人啊！

　　这事儿其实还有另外一面。东封西祀大建道观这些事，如果不是丁谓执掌财权和工程，恐怕浪费的民脂民膏远远不止这些。而有了丁谓，皇上这么折腾一通，也没把国家搞破产。就连后来的司马光都说，真宗皇帝搞这么多面子工程，东封西祀大修宫观，国家财政还绰绰有余，那多亏是用了专业的人才。这说的是谁啊？司马光也不喜欢丁谓，但是你听得出来，他这是不点名地表扬丁谓工作干得好呢。

　　这事儿怎么说呢？上一期节目，我们讲了前因后果。两派政治力量相争，使的手段狠辣一些，好像也很正常。而且别忘了，是寇准这边先对丁谓下的手。寇准跑去跟真宗皇帝说，这个丁谓可不是好人，不能让他辅佐皇太子。那丁谓有没有说寇准的坏话呢？史料上没有记载。而且，丁谓这个人很有名的一个特点，就是从来不说人的坏话。史料里面有这么一条记录。有一天真宗问丁谓，你觉得某某人怎么样？丁谓说，他是个一心为国家好的人。真宗听了这话，半天不吱声。等到丁谓走了之后，皇帝跟人说，丁谓跟我说那人挺好，他是不知道，那人在我这说了多少他丁谓的坏话。接着就有人说了，丁谓不仅不在皇上面前说人坏话，他在同事面前，也不言人非，从来不说别人的不是。

　　而且，上一期节目我们说了，寇准这边的大宦官周怀政，要搞政变，密谋要杀了丁谓。政治斗争一旦到了这种以命相搏的时候，双方都没有余地了。至少，根据现在能看到的资料，这也是寇准这一派的势力先动的手，丁谓是自卫反击而已。

　　说丁谓奸，再有一个原因，就是他投靠了刘皇后。在当时人看来，攀附女主，这好像在政治上有点不正确。

　　但是，看后来的一系列事实，刘皇后成了刘太后，在朝堂上跟她硬刚，屡次惹太后不高兴的人，也是这个丁谓。比如，真宗皇帝临终的遗诏，让太后掌权，是丁谓坚持在遗诏上加了一个“权”字。就是权且、暂时的意思。再比如，丁谓要限制宫里面的花费。再比如，太后找借口要换一个早朝的地方，丁谓严防死守朝廷的规制，就是不肯。等等等等。你看，这是当时典型的士大夫立场啊。连看不惯丁谓的人都酸溜溜地说，你瞅瞅，他自己要当周公，让我们这些人当王莽、董卓啊。这至少说明，丁谓在提防刘太后这件事上，做得一点也不比其他正统士大夫差。

　　我看史料的时候，觉得好有意思：写《续资治通鉴长编》的历史学家李焘，写到这一段的时候，发了个感慨，说这个丁谓明明是个奸邪，但是这件事做得还行。这是为啥呢？李焘给了两个解释。第一个可能呢，奸邪往往也是坚持一个小的正确的事，换来他要做那些大的不正确的事。第二个可能呢，要么丁谓就是飘了，狂妄了，觉得太后不能拿他怎么样，所以才敢这么干。哈哈，你看，把丁谓看成是一个奸邪，大家是有点结论先行的：他就是个坏蛋。欸，坏蛋怎么还做对的事儿呢？大家手忙脚乱，好一通解释。

　　反正，后来的事实是，丁谓最后是被刘太后找了一个鸡毛蒜皮的理由，先判了斩首，又从轻处理、发配到海南岛的崖州去的。那你说，所谓丁谓攀附刘太后的这个指责，还能成立吗？

　　你看，说丁谓是个奸邪的理由，不过就是上面说的这三条。但是细琢磨的话，你会发现，这三条无论在事实上还是逻辑上，都有点站不住脚。

　　如果说丁谓是奸邪，那些扳倒丁谓的人，可能会觉得自己是忠良。那我们就看看这个过程，你心里自有一杆秤，你来衡量一下这里面的是非对错。

　　扳倒丁谓的人叫王曾。在我们节目里，他很久之前，其实还出现过一次：1003年那一期，王曾是当时的科举状元。

　　王曾在丁谓面前，一直表现得很顺从。王曾常常跟丁谓念叨，我有个外甥，在军队当小兵，这外甥不太出息，估计在军队里没少挨揍。我老姐姐在山东老家，天天发愁。丁谓说，那你跟太后求求情，把这孩子的问题给解决了呗。

　　要知道，当时真宗刚死，太后权力大极了，大臣们都想单独跟太后汇报。谁要是单独见太后了，那其他大臣也紧张得很，怕他说自己坏话嘛。咱们前几集聊过一个观点，信息就是权力。在这个情况下，能跟太后私聊，就是权力。那太敏感了！当时的大臣要想见太后，都要通过丁谓这一关。但是就王曾这个事情，丁谓催了他好几次，说你好好跟太后讲讲你的家庭困难，她老人家不一句话就解决了吗？王曾每次都说，啊呀我家里这点破事，也没有多光彩，哪好意思去麻烦太后？终于有一天，丁谓自己都急了，跟王曾说，你自己家的事，怎么还能这么拖延呢？你现在就去跟太后讲，我在这等你消息。

　　你看，丁谓主动把王曾放进去，跟太后单独见面，居然是出于热心肠，想着帮王曾解决个家务事。那王曾进去之后，单独见着了太后，干什么呢？他在太后面前狠狠告了丁谓一状，劝太后把丁谓拿下。

　　紧接着，太后和王曾找了个由头，就是什么丁谓擅自挪动真宗皇帝陵墓，包藏祸心，要灭皇家的风水，这一套，就把丁谓发配到了崖州，做一个司户参军的芝麻官。这是一撸就撸到底，一贬就贬到天涯海角啊。

　　《续资治通鉴长编》的作者李焘说，王曾虽然用了点计策，但是毕竟是为了对付丁谓这个奸邪啊，手段黑了一点，但也可以原谅嘛，这事没什么不对。

　　再过了几百年，王夫之在这本《宋论》里面，还在讨论这个事。王夫之说，你王曾要是用丁谓那些真正的错误，比如支持皇帝东封西祀，大兴土木，陷害寇准等等，你拿这些事扳倒丁谓，那是好样儿的。你现在用个什么挪动真宗陵墓这种莫须有的破事来陷害丁谓，那你还符合君子之道吗？

　　你听听，说到这儿，咱们可真就糊涂了。这丁谓到底是不是个奸邪啊？他好像也没干什么啊？王曾这样的正统士大夫为什么一定要和他死磕到底呢？

　　丁谓并没有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但是，当时的正统士大夫还是要想方设法地把他除掉，还要给他安上一个“奸邪”的评价，让他不得翻身。这是为什么？

　　多年以后，丁谓去世，消息传来，王曾说了一番话。他说，丁谓这个人啊，他的智力深不可测。他都被贬到海南岛了，都可以用计策让自己回来。他要是不死的话，过几年，朝廷未必不再启用他。如果再用他，那真是天下的不幸啊。我这可不是幸灾乐祸啊，但是我还是为他这个时候死了感到庆幸。

　　王曾的话里，提到了一件事：丁谓被贬到海南岛，当时天下没人敢和他打交道，那他用什么计策让自己回来的呢？

　　丁谓自己在海南，家人在洛阳，他给家里人写了一封家书。但是请注意，他不是直接寄回家，而是寄给当时的西京留守，就是洛阳的主管官员，托他转递给家人。丁谓嘱咐送信的人，说你要等，一直等到西京留守大人和很多官员在一起的时候，你再当众把这封信给他。那你想，西京留守和丁谓关系再好，现在当着众人收到这么一封信，他也不敢瞒着朝廷啊。丁谓是犯了错误的官员嘛，谁敢藏他的消息？于是就把这封家书交上去了。仁宗皇帝打开信一看，这内容写的那叫一个深明大义。大致的意思就是，我丁谓不仅做了一些自我批评，还说对国家感恩戴德，还跟家里人说，你们千万不要怪国家，等等。皇帝一看，感动了，这丁谓不错啊。别在海南待着了，回大陆吧。这就把丁谓从崖州迁到了雷州。你就看这一套操作，这丁谓是多会揣摩人心。

　　这个故事以及王曾那段感慨，咱们连起来看，你就明白了：不是因为丁谓有什么错，而是因为他的智力太高，做事的风格又是无所不用其极，没有底线，或者说，大家并不知道他的底线在哪里，这样的人太危险了。所以，才必须扳倒。

　　这个道理，我们今天的人太好理解了。比如人工智能AI，因为它的能力太强，大大超过人类的理解能力，但是人工智能没有道德观念，我们不知道它到底会做出什么来，如果找不到约束人工智能的方法，那对待它最好的方法，当然就是拔插头。人类冒不起这个险嘛。

　　刘慈欣在小说《三体》里面提出的“黑暗森林法则”，其实也是类似的。在宇宙里，如果一个文明知道了另外一个文明的存在，不用判断对方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技术水平是比自己高还是低，不用考虑这些，二话不说，只要发现，就要用尽一切办法，消灭对方。道理很简单，因为宇宙就像一个黑暗森林，你夜里在森林里走，突然听到某个方向上又响动，你手里又有一把枪，你此时唯一正确的行动，就是朝那个方向开枪。因为你没有把握那是什么，是善意还是恶意，是同类还是野兽。既然判断不了，而自己又处于巨大的风险之中，那就只能开枪。

　　你看，对于能力可能远高于我们，而又搞不清楚他的意图和底线的对象，我们只能选择无分别地除掉它。

　　这可能就是当时的士大夫们对丁谓的感觉：这个人太聪明了，超越我们太多，但是这个人的价值观又跟我们不一样，天啊，这样的人太危险了。

　　其实并不是因为丁谓干过多么伤天害理的事儿，而是因为丁谓的道德观念和当时人不一样。

　　丁谓刚当上参知政事副宰相的时候，有人过去祝贺。丁谓说，祝贺什么呢，我不过就是皇上扔骰子扔出来的而已。你看，他观察事情的眼神很冷峻，什么感恩戴德，什么喜出望外，当时人本该有的情绪，他是一概没有。

　　还有一次，他问同事，你们觉得汉高祖刘邦，是个什么样的皇帝啊？同事们说，刘邦布衣出身夺取天下，统一四海，那是英雄啊。丁谓说，有什么英雄的？张良让他往左就往左，陈平让他往右他就往右，自己哪有个主见？项羽死了，没有人跟他抢天下了，那自然天下就是他的了。要我看，刘邦就是个乡巴佬。

　　还有一次，丁谓说，历来什么忠臣孝子，那都是官方写历史，给塑造出来的道德模范，不值得信。你看，这是丁谓对历史的态度。咱们刚才说过，丁谓读杜甫的诗，能从里面发现唐代的物价，说明他对中国历史是有相当强大的洞察力的。他就觉得，唐诗里面那些鸡零狗碎的生活细节是真的，但是史书里面记载的忠臣孝子，对不起，假的。

　　但是，你丁谓活在宋朝啊，活在里一个儒家礼法和传统观念非常强大的社会啊。你的价值观这么虚浮，让大家该怎么预期你的行为呢？既然预期不了，你又那么聪明那么强大，大家就只好把你当一个要失控的AI，直接拔了插头算了。

　　其实，这也是今天的AI的使命。AI不仅是要变得越来越强，更重要的是，有一个词叫“超级对齐”（Superalignment），要把人类的价值观深深地植入给AI，决不能让那么强大的AI，拥有和我们人类不一样的价值观。那太危险了。

　　过去我们熟悉一句话，叫“能力越大，责任越大”。今天面对丁谓这个例子，我们发现，不是你能力越大，大家就必然放心交付那么大的责任给你，而是你必须同时道德上和我们普通人对齐，在价值观上向我们普通人靠拢，让我们对你的行动可以预期。否则，大家就只能齐心合力地把你当成是一个高度不确定、高度风险的因素清除掉了。

　　让我们回到丁谓的故事上来吧。今年是公元1021年，丁谓正权倾朝野。但是到了明年，他就被王曾和刘太后联手发配到崖州了。被贬之后，丁谓又活了十六年。咱们看看这十六年，他是怎么过的。

　　崖州是今天的海南三亚，那真是天涯海角。他在崖州的官职是司户参军，这个官最多从八品，那是个芝麻官。他在那留下了一首诗，写得很有意思，说“吏人不识中朝礼，麋鹿时时到县衙。”就是崖州这边的小公务员，根本不懂得中央朝廷的礼节，县衙里面经常有麋鹿走进来。就穷乡僻壤到这个程度。

　　丁谓到崖州，教当地老百姓做瓦工，然后建了两个小楼，一个办公用，一个自己住。每天在楼上焚香读书，每天写一首诗。后来丁谓回到大陆，退休以后，就搬到了今天河南的光州。他天天穿着普通老百姓的衣服，在山里面看农民采茶，泯然众人。丁谓死前半个月，就在佛堂里静坐念经，不吃饭，衣服穿得整整齐齐，头脑清楚，交代了后事，自己就走了。这真是一个强大又独立的生命。死了以后，没有墓志铭，没有谥号，最后在历史里，留下了耐人寻味的“奸邪”二字。

　　公元1021年就要结束了。最后，我还想和你分享一个消息：就在这一年，在江西临江军清江县，一个叫王安石的婴儿出生了。他长大之后，要在大宋朝掀起一场轩然大波，对此后的中国历史产生了绝大的影响。

　　王安石的生前身后，也和丁谓一样背上了许多骂名。王安石说过一句话，很有名，叫“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你听，这像不像是丁谓的精神传人？是的，在北宋士大夫的心中，丁谓一直是那么一幅奸邪的形象，而只有王安石一个人，坚持说丁谓既是贤者，也是智者。丁谓如果上天有灵，听到这句评价，应该会心一笑吧。

　　（宋）吕中：《类编皇朝大事记讲义·类编皇朝中兴大事记讲义》，张其凡、白晓霞整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

　　（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孙猛校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

　　（宋）岳珂、王铚：《桯史·默记》，黄益元、孔一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胡潮晖：《〈两朝国史〉“是丁谓”问题探析——兼说丁谓形象的演变》，《中国传记评论》（第四辑），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24年。

　　裴艾琳：《夷夏一体：丁谓经略夔州与宋初羁縻统治的转型》，《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2期。

　　顾宏义：《谁增“权”字：宋仁宗继位初年丁谓、王曾政争发覆》，《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