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少将丁盛，曾在1973-1977年间担任南京军区司令员，但因为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三名上海“造反派”的证词，导致丁盛被隔离审查并撤职、开除党籍。丁盛坚决不承认自己参与过相关集团的阴谋，此后十余年向多个部门进行申诉，收效不明显。丁盛晚年的医疗待遇提到了正师级标准，生活补贴也多次上调，但党籍却一直无法恢复，1998年他准备做最后一次努力。

　　当年指证丁盛的三人，九十年代都恢复了自由，过起隐居生活。丁盛多次申诉不顺利，他认为不推翻马天水等人的“不实证词”，自己辩解什么都没用，事情无法解决。所以85岁高龄的丁盛，98年拜托朋友、故旧四处打探马天水他们的下落，希望找到当事人后，劝其出面作证、帮自己恢复清白。

　　丁盛在广州军区任职时，有一个秘书叫池泽厚，两人相处得不错。1973年底丁盛奉调前往南京，跟池泽厚很少再见面了。但其实池泽厚一直关注着丁盛的案子，他判断丁盛可能存在不谨慎的细节，但要说实际参与策划动乱，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池泽厚也是老四野出身，早年隶属48军，建国后主要从事参谋、秘书工作。1968年丁盛从新疆军区调到广州时，池泽厚是秘书科长，后提为办公室副主任。

　　因为这些经历，池泽厚对丁盛十分了解，76年延安饭店房间里的事，他有自己的判断。人脉广泛的池泽厚，还是对老首长伸出了援手。1998年4月在广州见到丁盛后，池泽厚分析：马天水已经病亡，不用找了；王秀珍是女性，此前也只是纺织工人出身；只有徐景贤最合适，他能说会道，若答应出来作证，会比较有利。

　　丁盛听后深以为然，问池泽厚有无渠道联系徐景贤。池泽厚还确实有办法：他交好的一位作家，与徐景贤有不少私人来往，徐景贤年轻时，也是个喜欢舞文弄墨的人。此时徐景贤住在上海，直接上门去找恐怕不妥，1998年4月18日丁盛写了一封亲笔信，经池泽厚的那位朋友，5月份送交到徐景贤的手上。

　　在信中，丁盛把姿态摆得很低。他表示在时代背景下，能够理解徐景贤三人当年的做法，自己并不怪他们。如今年老体衰，没有别的期望了，只想尽快恢复自己珍视的党籍，如果方便希望能当面一叙，衷心感谢。丁盛的信，言辞不可谓不恳切，相信对于徐景贤也有一定的触动。但一番考虑后，徐景贤没有回应丁盛，做了无声的婉拒。

　　池泽厚把情况转述给丁盛，后者大失所望。但实事求是地讲，这个结果也并不出乎两人的意料。如果徐景贤答应下来，那等于变相承认自己当年做了伪证，很可能会被再次追究责任。徐景贤虽然是造反派出身，但毕竟做过上海市委书记，又经历多年牢狱生涯，政治敏感度是比较高的。丁盛的问题涉及“两案”，那些年许多无辜的同志在相关团伙打压下，受了苦、遭到迫害。所以丁盛“翻案”不是一个孤立的点，恐怕会引起一连串的社会影响，徐景贤不敢想象、也不敢承担。

　　池泽厚又说道：你的问题，恐怕只有一个人愿意管、愿意解决。丁盛问是谁，池泽厚答：耀邦同志。丁盛听罢长叹一声，再不说话了。因为此时早已病故，之前他领导过“拨乱反正”，确实努力帮助了许多人。池泽厚说“能管”，是基于对他生前为人及工作风格的认识。另一方面，也是婉转地劝解丁盛，尽量不要对此事抱太高的期望，安度晚年最重要。

　　木已成舟，池泽厚安慰老首长乐观、看开一点。然而丁盛的情绪还是很差：最根本的问题没有解决，如何看开呢？1999年9月丁盛在广州辞世，临终前嘱咐妻子儿女“继续申诉”。2004年徐景贤出版了一本书，叫作《十年一梦》。出于避讳，他在回忆录中并没有提丁盛只言片语，只是就自己那些年错误的言行，向“受迫害的人们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