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政策转变：从“降低生育率”到“生育服务支持”》，任远 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

　　在人口转变完成以后的低生育率社会，不孕不育构成影响低生育水平的另一个重要因素。这也带来另外一种“未满足的怀孕”，即人口有生育的打算和生育行为，但是无法实现怀孕的结果。最近的数据表明，当前我国的不孕不育率达到了12%—18%，说明有相当数量家庭的生育意愿无法得到满足。特别是随着育龄妇女的平均年龄提高，以及大龄妇女怀孕生育比例的提高，不孕不育、及如何安全生育的问题就更加突出。

　　不孕不育的问题，或者说如何有效地怀孕和安全生育的问题，在人类社会中是一直存在的，这关系到如何提高人口的生育力。对于一个物种和生物群落而言，生命繁衍和不断的人口再生产，需要以生育力为基础。从进化论的角度来看，生育和繁衍甚至构成了物种进化的工具。保护和支持人类的生育力不仅是出于一种科学的探求，实际上是与人类的健康和进化紧密联系。生育力的问题在人口生育水平较高的传统社会中并不特别成为一个社会问题，但在低生育率社会背景下，生育力问题越来越表现为影响人们满足自身生育意愿的因素，越来越成为一个医学和社会问题。

　　生育力的保存和支持，有利于个体的健康和发展。对于具体个人来说，由于面临生殖能力的损害，或者是由于疾病，具有保存生育力的需求。男性和女性生育力的保存和修复，有利于满足个体的生育需求，特别是大龄男性和女性的生育需求，并有利于实现人们的生育意愿和生活福祉，提高个体的生殖健康和优生优育，这也应该成为对生育服务支持的重要内容。

　　生育力的保存和支持，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医疗和技术课题，需要医学、生命科学和生殖科学的科学进展和技术研发，包括需要生殖科学、生命科学等基础科学研究，以及一系列的技术应用，如冻卵技术、冷冻精子、冷冻器官和辅助生殖的发展。

　　同时，生育力的保存和支持，也需要一系列制度建设和法治建设相配套，当前在这方面的进展还是相对不足的。例如，媒体报道过一则单身女性冻卵被法院驳回的判例，这说明相关立法和管理条例，还并不支持单身女性辅助生殖。我国的人口和计划生育立法，还主要是对人口数量干预调节为主要内容的计划生育立法，需要转化成为对生育权利界定，以生育服务和支持为核心的公共立法。

　　关于生育力保护和服务监管的行政管理和制度管理还比较缺乏，例如在英国有辅助生殖管理局，人们可以通过行政机制制度化得到管理和服务，国家在生育力保护上有相关的预算，部分纳入医疗保险开支项目，而我国对辅助生殖、生育行政管理和医疗监管的职能机构，还相对薄弱。

　　另外，对于生育力相关的伦理和道德的讨论和社会共识还远没有形成，对于基因的编辑、辅助生殖的机构监管等复杂问题正在开始浮现，例如通过基因编辑提供生育的人类增能是否合适，因为怀孕胎儿的部分缺陷而进行人工流产是否符合道德，对于辅助生殖的代孕行为的制度规定等。这些方面还需要丰富的公共政策讨论和法治制度建设，完善的生育力保存和支持的管理服务体系建设工作还并没有得到充分展开。

　　对生育力的保存和支持，构成低生育率社会中一种新的生育服务和支持需求，在当前生育政策中还比较模糊和不完善，需要加强相关服务体系建设，完善相关的立法，制度建设和伦理道德讨论。通过这些公共管理和政策的发展，会构建出我国生殖健康和家庭计划的重要领域，值得加以讨论和开展相关建设。

　　总之，随着生育率转变的完成，“非意愿怀孕”基本得到控制。低生育率社会下人口生育水平更主要受到低生育意愿，缺乏具体生育打算，以及不孕不育等问题的影响，即受到“不想生”，“不敢生”和“不能生”的综合影响。

　　针对“不想生”的思想观念，需要构造更加幸福和繁荣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秩序，带动以生命和情感为基础的生育文化建设，并因此提高人们对生育孩子的动机和意愿；针对“不敢生”的行为决策，需要通过完善生育配套的社会政策，来减少对生育的经济限制、社会限制和制度限制，提高家庭生活福祉，形成生育友好的社会环境；针对“不能生”的生育实现，需要通过生育力的保存和支持，帮助女性和男性实现未能满足的怀孕和生育，以及实现高质量的怀孕和生育。

　　以生育意愿为核心的生育服务和支持，应该成为低生育率社会下生育政策的核心。需要实施更加重视以人为本的生育政策，满足家庭和生育者的具体需求，提高人们的生活福祉。在这样的以人为本的生育意愿实现和个人充分发展的过程中，基于对“自私的基因”和对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信念，我们有理由相信，通过人类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家庭生活变化和技术的进步，以及随着制度体系和社会服务体系的完善，“低生育率陷阱”可以被破解，人们的生育意愿和人口生育水平是可以在低生育率社会下得到提高的。人类生育会随着社会变迁不断变化，并推动人口的不断变动，使人口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进入到新的社会形态。